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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台湾学者对毛泽东战略的评价

时间:2012-01-13 12:06来源:海峡评论 作者:戚嘉林
国防科技跨越半个世纪 2008-5-3 22:06:40 中国崛起之路 戚 嘉 林 (台湾佛光大学教授 国际关系学博士) 原载:《海峡评论》 中华帝国、奥地利帝国(Austrian Empire)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曾于19世纪并立于世,惟后二者已遭列强支解,萎缩成今
国防科技跨越半个世纪 2008-5-3 22:06:40 中国崛起之路 戚 嘉 林 (台湾佛光大学教授 国际关系学博士) 原载:《海峡评论》

      中华帝国、奥地利帝国(Austrian Empire)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曾于19世纪并立于世,惟后二者已遭列强支解,萎缩成今日中欧的奥地利与中亚的土耳其,只有中国仍屹立东方,并于21世纪初崛起。
    中国于1949年完成统一,并于今日成为「后进入」近代的崛起大国。回首当时统一之际,除社会经济极度落后,还须面对列强的围堵与遏制,外加走过弯路,受到重创。在这样困顿的情势下,仍能复兴崛起,甚至开汉、唐未有的盛世,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民族复兴的典范,绝非侥幸,那是中国人一步一脚印艰苦拚搏奋斗的成就。那段民族拚搏的峥嵘岁月,是我们民族引以为傲的壮丽史诗。 振兴中国的使命 列强之所以能横行天下,是因为他们「先进入」近代,亦即先行完成内部政争与政治体制的整合,及有能力以近代科技生产先进军事装备。
前者使西方列强可藉自由、民主、自决、人权等亮丽口号,在意识型态上颠覆后进国家,后者使列强恃凭先进武器干预、讹诈、裂解或侵略后进国家。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政体整合过程,尸横遍野,白色恐怖下千万人头落地,斯时革命家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在被送上断头台前,留下对无序自由的痛心名句「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至于美国,其在1861-1865年间的内战中,南北双方战死将士共61.7万人〔注2〕,占当时全美总人口3,100万〔注3〕的2%(这还不包括伤者)。斯时,美国南方人民是没有自决与分离公投的自由,即使今天也没有。
1949年10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完成统一大业。相较美国,国共内战完成不完全统一(因台港澳除外),较美国南北内战完成统一,整整晚了84年。中国完成统一后,紧接着的首要使命就是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国防体系,使中国免于外敌侵略。然而,在此之前,中国饱受列强侵凌,惨遭蹂躏。与此同时,则面临美、苏列强对我广大领土的虎视眈眈,东南台湾国府又不时反攻突击。最严峻者,是国防科技与西方差距不但宛如隔代,有些可说几近原始。因此,这一次的全国统一,其处境艰险远非元明、明清的改朝换代所可比拟,因为它还肩负着振兴中国的使命。 落后宛如隔代 抗战胜利,那是惨胜,历经百年战乱,中国已是一穷二白,海军主力已在1895年的中日海战中,全军覆没,仅存的小型舰艇,也在八年抗战中遭日军摧毁殆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国府派1,500名海军官兵自福建马江渡海抵台湾基隆接收,是分乘二十艘雇用的大帆船,好似时光倒流。战后国府从同盟国那儿分到34艘日本本土残存的舰艇,及国府以丧失主权为代价获自英、美所赠1920、30年代所造十几艘千余吨老舰,这也是解放军海军1949年所接收的主力兵舰〔注4〕。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完全无力自制汽车、坦克、战机、军舰与潜艇。斯时,解放军甚至无力修复日军所留坦克内已遭毁坏的无线电通讯设备〔注5〕。
1950年初解放军成立雷达部队,却不会使用所缴获的日本雷达〔注6〕;但战败的日本,在1941年12月发动偷袭珍珠港前夕,却拥有飞机2,400架、甲级巡洋舰18艘、乙级巡洋舰20艘、驱逐舰112艘、航空母舰10艘、潜水艇65艘、战舰10艘〔注7〕,其中「大和号」战舰排水量是高达65,000吨。 中日相较,十年前日本拥有的强大陆海空军,除体现其先进的国防科技与雄厚的重工业实力外,亦体现其官兵素质,是有驾驶潜水艇、巨型战舰与航空母舰的能力;但战功显赫的「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却大部份是文盲。中日两军官兵文化水平反差之大,由此可见。自1950年起的三年间,全军曾掀起向文化大进军的高潮,才将部队战士的文化,普遍提升至高小以上程度,有些达到中学或更高的程度〔注8〕。 成立「中国科学院」 面对如此严峻落后的情势,建立自主的国防科技与重工业,是攸关中华民族存亡的大事,刻不容缓。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后就迫不及待地于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
1950年,周恩来曾写过几百封信,呼吁海外学子回国。是年,共有二百多名海外杰出的科学家返国,例如邓稼先、金星南、萧健等。1951-57年间又有钱学森、陈宽能、郭永怀等一批科学家返回内地。一时间,中国科学领域群星璀璨〔注9〕。最令人动容的是,这些科学家在欧美多已获理工的博士学位,在专业领域各有傲人成就。但这次国家的再统一,是中国自大清覆亡后的实质一统,虽然百年战争,国家处于极度落后的穷困状态,但血浓于水的民族情,召唤着这群身怀绝技的科学家,放弃海外优渥待遇,甚至突破美国特务重重阻拦,携家带眷,回归祖国,为建设明日中国献身。
「抗美援朝」干纲决断 就在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的1949年春夏,面对世界已分裂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毛泽东审时度势地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大方略;前二者即不继承满清与国府两旧政权与列强建立的不平等关系,清除西方在华势力后,再与西方建立关系;后者即二选一地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二年夏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1953年7月27日停战),毛泽东干纲决断,在中国百废待举之际,于同年10月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注10〕,使苏联有和平环境从事二战后的复原建设。
韩战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11.5万人阵亡、22.1万人负伤〔注11〕,战费支出高达100亿美元,多是向苏联购买武器,所购武器许多还是过时武器。但「抗美援朝」对中国的正面历史意义,除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使美国日后无法直接侵扰东北,提供和平建设东北的环境,且因战争结盟的友好政治氛围,虎口拔牙,使苏联于1952年归还东北的长春铁路,1955年归还旅顺、大连港和解散其在新疆、大连等一批剥削我方的中苏「合资公司」〔注12〕。此外,无论毛泽东是否已经预见或未能预见,笔者认为「抗美援朝」最重要且影响最深远者,是为中国换得建立从无到有之初步国防科技与重工业体系的盖世机遇。
就俄人的立场而言,斯大林对中国的兴盛衰败常处于矛盾状态,斯大林不愿毛泽东挥师渡江一统中国,但中国的胜利又曾使他振奋。中国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而与美、英、日、法等西方阵营抗衡,虽然使斯大林感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但「一边倒」仍不足以使斯大林放心,因为他怕中国会成为南斯拉夫,毛泽东会成为另一个狄托。及至毛泽东派军入朝,血战美军,斯大林才相信中国不是南斯拉夫,不是狄托。当然,从民族利益上看,斯大林虽然很难承受中国强大到接近苏联的程度,但刚成立的新中国又太弱,其工业落后的程度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仅凭其丰富的人力难以抗衡美日构成的东方威胁。给予中国一定程度的支援,协助中国改善其工业落后状态和改进其军事装备,是符合苏联的利益,这在朝鲜战争中尤其必要〔注13〕。
当时在华与中国人并肩对抗美国的苏联专家,将中国军事学校仍处于培训低阶人才的信息,反馈给苏联的将军们,经研议后,将军们向斯大林提出除非中国能再提升现有的军事装备水平,否则中国很难担当社会主义阵营东方砥柱的意见。因为,与美军相比,解放军装备之差,近乎原始。因此,在朝鲜战争激战中的1952年春,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办一所培养军事工程人才的军事技术学校,并表示可派出专家协助办校〔注16〕。 毛泽东与周恩来,精准地抓住此一历史机遇。
韩战可说是二战后的局部现代化战争,韩战不但使中国人有机会直接从战场上获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轻武器和重武器〔注17〕,也使中国领导人深刻了解其与苏联、美国武器装备相较的隔代差距。故周恩来立即于同(1952)年6月3日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要求派遣专家协助建立高级军事工程技术学院。与此同时,中央密电在朝鲜战场上的副司令员陈赓大将返京,筹办高等军事工程学院。总参副总长粟裕并特许办校经费实报实销〔注18〕,因为这是百年来我们民族第一所培育国防尖端科技人才的军事大学。
斯时,斯大林的威权在苏联达到顶峰,斯大林的命令是被认真的执行,故苏联航空专家奥列霍夫中将旋即率四名专家先于7月飞抵北京。陈赓大将除立即勘选哈尔滨为校址,恳切延揽与征调全国一流理工学者任教,秘密开展招生,另并征调数千名干部战士,日以继夜大兴土木建筑校舍。9月3日周恩来和陈毅二人并亲自主持专门讨论建校问题的联席会议,会上周恩来要求各单位全力支持。次(1953)年9月1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开学,同年底「哈军工」已购进教学用设备、模型等9,500件,教具8,600件。1954年底学校已建成五座教学大楼、一座万余米的实习工厂、399个实验室与兵器陈列馆、75间教研办公室〔注19〕。 斯时,陈赓等一批英雄群体,怀着振兴民族国防的强国梦,在北国荒原平地拔起一座被列为重大机密的现代军事科技大学,全校教授尽力为培育中国未来国防科技人才,为铸造祖国明日的卫国长剑而努力。「哈军工」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向前跨出重要的一步,它为中国培养了上万名高质量的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为日后中国发展核武、宇航科技、超高速巨型计算机技术等提供一批科学钜子。「哈军工」可说是近代国防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奠下坚实的基础〔注20〕。
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虽然汗牛充栋,但诚如内地畅销书《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所云,由于无法研究中国的军事档案,而难洞悉历史真相。特里尔就误认毛泽东「不热心发展拥有大量昂贵常规武器的中等水准的正规军」〔注21〕;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话时,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着名论述〔注22〕。关于毛泽东鄙视核武原子弹一事,昔日两蒋台湾当局即就此事于岛内外全面妖魔化毛泽东。影响所及,日前余与台湾某企业家友人话及此事,友人认为核武器可怕是一件常识,但毛泽东却无知地鄙视核武器,从而认为毛泽东不学无术,并对毛泽东「原子弹是纸老虎」之说,痛心疾首。海外华人亦不乏认为毛泽东在核武问题上无知,历史学者唐德刚,也以此事冷嘲热讽地抨击毛泽东〔注23〕。
回首1954年秋某日,地质专家将在广西开采到的铀矿石送到北京(该矿石是次生矿,开采价值不大,但证明中国的土地上有铀矿,因有次生矿就很可能找到原生矿)。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第二天就奉召带着一块次生铀矿石至中南海汇报,因毛泽东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事毕刘杰离去前,毛泽东在门口握住刘杰的手,告以「这是决定命运的」(刘杰后任地质部长,曾用很大精力抓地质工作,几乎去过所有搞铀矿地质勘探的地方)。
试想毛泽东身为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核阅各地各部会送呈的大量公文,但当他阅及此一有关次生铀矿石公文,立即批示第二天召见刘杰,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何等重视核武器;是年,赫鲁雪夫率团访问中国参加五周年庆典,10月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中苏两国最高级会议上,赫鲁雪夫问: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乘机提出关键性的要求,告以: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赫鲁雪夫愣住了,思想毫无准备,旋答以:……那么我们可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苏联于1958年援建了一座重水反应堆);次(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发展核武事业〔注24〕。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时,斯诺问「……你现在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毛泽东答以「那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显然,毛泽东对核武的论述,可说是因时制宜。试想,接受斯特朗采访时,中国面对美国「先进入」核武时代,而解放军干部战士大部份仍是文盲的天大反差下,作为领导人,将心比心,难道要长美国士气,灭自己威风吗?更何况1950年代,美国不但全面围堵中国,动辄以核武恫吓中国。1960年代除多次进行针对中国的核战演习〔注25〕,甚至还将核弹运抵台湾〔注26〕;反之,如果对外或对内讲话,承认核武重要,那美国又要怀疑中国欲积极发展核武器。君不见,本世纪初的伊拉克,只因美国怀疑伊拉克欲发展核武,就遭美国先发制人打击,而遭亡国灭顶之灾。故毛泽东等领导人,当时一面隐匿中国重视核武的意图,一面以极机密方式发展核武的作法,是决定命运的正确。 访团赴苏络绎于途 中共政权成立之初,内战仍局部持续,毛泽东就率团于1949年12月16日抵莫斯科,寻求经济技术援助,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仅获3亿美元的贷款,但一年前波兰却获得苏联4.5亿美元的贷款〔注27〕。及后,在「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的共同革命理想,与参加韩战对抗美国西扩的共同利益下,中苏建立起紧密关系,使苏联愿意协助中国建立初级军事科技。
1952年底着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注28〕。1954年9月9日彭德怀同刘伯承率粟裕、陈赓等组团访苏,参观原子弹实地军事演习〔注29〕。 1955年1月20日,中苏签订《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依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普查勘探,由中方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协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同年4月27日,以刘杰、钱三强为首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
1956年8月17日,中苏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依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1957年5月,Vorbiev率领十几位核物理专家抵华工作〔注30〕。同(1957)年9月7日,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访苏,历经35天的谈判,10月15日中苏签订《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此后苏联先后向东风基地派出三批技术专家、近二千人)〔注31〕。《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18天后,11月2-21日,毛泽东率邓小平、彭德怀等组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注32〕。1958年9月29日,中苏进一步签订《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简称《核协定》)。此协定对前述《国防新技术协定》内有关项目的规模、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有大致的确认,多数项目应在两年内完成〔注33〕。
1958年10月22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团长的代表团访苏,经由艰苦谈判,1959年2月4日,中苏签订《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二?四协定》)。 依此协定,苏联同意售予中国海军五型舰艇(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和小型导弹艇及水翼鱼雷艇)、两种导弹(潜对地弹道导弹和舰对舰飞航导弹)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等51项设备的设计技术图纸资料和部分装备器材,并第二次有偿转让几种型号潜艇的建造权及部份器材装备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中国海军领导人为此兴奋不已。《二?四协定》的实施,使中国的海军建设,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能够成套自行设计建造潜艇的少数国家之一〔注34〕。
全力发展国防科技 1955年4月聂荣臻与彭德怀联名向中央报告,要求筹建第二歼击机制造厂、喷气式轻型轰炸机制造厂、发动机厂等。1956年8月,中国仿制米格-17飞机成功〔注35〕,同年起中国建立航空材料、空气动力、风洞、飞行试验等一系列航空工业的基础研究所〔注36〕。1958年时,中国航空工业建成13个大型企业,其中包括2个飞机制造厂、2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以及与飞机制造厂配套的航空附件、仪表、电器等工厂;至于海军装备,1957年成功制造1,000吨级的中型常规鱼雷潜艇〔注37〕。
1958年藉由进口配件成功仿造四艘国产的第一代火炮护卫舰〔注38〕。1960年前后,中国造船工业相继成立了船舶科学研究所、船舶产品设计院等科研设计机构,建成了舰船、动力、水中兵器、导航仪表等13个大型企业,可自行设计建造反潜护卫舰〔注39〕。 1958年春,中国自北韩调回精锐的志愿军第20兵团,拔赴内蒙额济纳地区建设导弹试验靶场。当时,近十万人在大漠安营札寨,日夜赶工,用二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完成苏联专家预言要用十五年才能建成的数千座建筑物的基地(苏联专家原先是以此庞大工程的建设迁延费时,以拖延技术援助,因为苏联的援助是有时间条件,他们断定中国短期内不会完成靶场的建设)〔注40〕;此外,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开采矿石的铀矿场、粉碎矿石的水冶厂、提取二氧化铀和制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厂、制造浓缩铀的核扩散厂、制造原子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及核实验场等核工业主要工程项目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均于1958年5月后陆续开工建设〔注41〕;1957年12月,苏联将两枚「P-2」型导弹(射程590公里、当时苏联先进的是「P-12」导弹)及其器材运交中国。1958年6月苏联续运交首批「P-2」导弹武器系统的图纸资料。8月苏联专家多人抵华协助进行仿制。9月在空军建制下成立导弹学校。11月20日苏联再陆续运来生产图纸、技术条件、计算资料、标准件、工艺规程、和部份工装模具、试验设备及冶金资料等约一万册。中国科学家努力翻译并设法仿制〔注42〕;同(1958)年9月,苏联援助的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的回旋加速器在北京建成,交付中国使用〔注43〕。
优先建立重工业 从百年列强侵凌血的教训,落后不但就要挨打,甚至还要遭致裂解,故基于国家的长远利益,自强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建立强大国防力量的基础是要有重工业。因此,建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是1950年代中华民族的唯一选择。 如前所述,「一边倒」与「抗美援朝」的外交大战略,尤其是后者,战争同盟的友好政治氛围,使苏联愿意协助改善中国的工业落后状态,故苏联是在中国加入韩战后,才决定对中国提出141个援助项目。毛泽东等领导人也抓住此一百年历史机遇,1952年底苏联同意援助中国建设和改造50个重点项目,1953年5月15日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同意再援助和改建91个工业企业〔注44〕。1954年10月,苏联给予中国5.2亿卢布贷款,并扩大前述141项工程的设备供应范围,同时再增加15项新工业项目,此即1953-1957年间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苏联援助的156项工业项目(后经多次商谈,最后实际确定为154项,但因156项公布在先,故以后仍称156项工程)。苏联对这些重点工程的建设,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基础资料、设计指导、供应技术资料、建筑安装、开工运转到建成投产,均给予全面的援助,且提供必要的资金与设备。此外,东德、捷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也提供了共68项工业项目机器设备的援助〔注45〕。斯时,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床、起重机、空气压缩机、水泵、柴油机、发电机、汽车、农业机械、工具和其他货物,中国则以硫磺、水银、烧碱、焙烧苏打、大米、茶叶、毛制品等偿还〔注46〕。
1958年5月,一机部部长汪道涵率团前往莫斯科,商谈苏联援助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项目。8月8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的协定》。同年11月10日开始,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率团在莫斯科,进行请苏联供应成套设备项目的谈判。1959年2月7日,周恩来同赫鲁雪夫在莫斯科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技术上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扩建78个工业企业的协定》〔注47〕。 工业科技跨越半个世纪 1950年,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十分落后,工业产品的产量,如钢铁、原煤、原油等,与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要落后一百年。 斯时,苏联协助的156项重点工程全部是重工业,到1957年底有135个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和部份建成投产。至于东德等国的68个工程项目,1957年底有64个已经施工建设,有27个已经建成投产。这些建设项目是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骨干,其中许多是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锋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和有线电的制造;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包括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轻工业、医药工业和军事工业,其中军事工业共44项(分别是航空12项、电子10项、兵器16项、航天2项、船舶4项)。就个案而言,包括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多项重点工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重型机床床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机械工业企业。 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原始面貌,为中国实现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以机械工业为例,有飞机、载重汽车、客轮、货轮、容量1.2千瓦的成套火力发电设备、1.5万千瓦的成套水力发电设备、容量1,000立方米的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200多种新型机床、自动电话交换机、以及全套纺织、造纸、制糖设备〔注48〕。
1956年周恩来说「由于努力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我国工程界现在已经学会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的设计和施工,在设计大型机械、机车、轮船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提高〔注49〕。是时,独立设计制造的工业技术水平大幅提高,1957年中国已有能力设计建设一些比较大型的复杂技术工程,例如年产150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250万吨原煤的大型煤矿、年产7.5万吨合成氨的化肥厂、总容量100万千瓦的水电站、65千瓦的火电站等;独立设计建造1,000立方米的高炉与独立制造大型精密磨床等〔注50〕;此外,1955年以前,中国在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学方面还是空白,但1958年底时,中国已经有了实验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另外也顺利进展有关导弹、火箭、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注51〕。
短短十年不到,中国工业技术一下子跨越了近半个世纪〔注52〕。 苏联撤回专家 中国国防科技与工业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苏联不可能容忍中国的日益强大,因此无论是什么理由,切断技术援助的时间迟早会来到。1959年9月15-28日,赫鲁雪夫第一次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举行了三天会谈,会后发表公报;9月30日赫鲁雪夫最后一次访问中国,第二天与毛泽东会面,正式告知苏联正考虑撤回专家的问题〔注53〕。1960年7月6日-8月23日,中国核工业系统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中国,并带走重要图纸资料〔注54〕。
社会成本 为能自苏联大规模引进国防科技,在「一边倒」塑造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友好的政治氛围下,中国也为「一边倒」政策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成本。例如,在「一边倒」亲苏政策下的「百花运动」,某些学者认为应少一些苏联的学术统治,多接触一些西方的论述,甚至抨击苏联学术和苏联专家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从而遭致严厉打击〔注55〕。 斯时,留美着名学者钱伟长,在当时有关教育政策的大辩论中,就坚持己见地大肆反对照搬苏联的教育制度,其观点专文曾于1957年刊于《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注56〕。然而,就微观(Micro)角度而言,钱伟长可能因未涉及外交工作,不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武官、国安官员、顾问、及主管教育文化、财经等各级官员,肯定是将当时中国政情与社会舆情,向莫斯科其原各对口单位汇报,相关分析报告与电报可说常年有如雪片。莫斯科当局综合所获各种情资,汇整研析后据以拟定其对华政策。俄人研判若非认为中国真的是「一边倒」靠向苏联(包括高等教育制度偏向俄式),中国是不可能获得苏联大力的各项支援。例如1957年9月聂荣臻所率代表团于9月7日抵莫斯科,9日开始分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等五组同时与苏联谈判,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即10月签署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苏方谈判代表团团长Pervukhin就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是第一次,那是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注57〕。
故就宏观(Macro)角度而言,当时中国能获得苏联如此大力援助,以从事国防科技与重工业体系的建设,那是中华民族百年的机遇啊!在这个意义上,身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的钱伟长,参与国家机要,似未能着眼大局,反以其社会地位与影响,反对苏联的教育制度,从而被划为大右派。就类此钱伟长的个人而言,可说是中国在那个时代所付出的社会成本。 及后,钱君困顿十余年,1979年平反,1983年邓小平亲署钱伟长出任上海大学校长的派令〔注58〕。 清季洋务运动失败 清季1860-1895年间,满清中国也曾推动一次国防科技引进的洋务自强运动,斯时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昧于当时的世界潮流,但却洞悉人性,工于心计,熟谙权力场上的帝王之术〔注59〕,于夺权、保权、扩权,无所不用其极,统御群臣「权奇英断,足以笼络一世」,挥金如土,喜好虚荣奢华,但于影响民族存亡之洋务自强大事,却「才地平常」〔注60〕。是时,我国重金礼聘法国海军军官德克碑(Neveve D'Aiguebelle)与日意格(Prosper Giguel)协助,于1876年成立海军造船工业「福州造船厂」〔注61〕。
但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法国因参与「福州造船厂」的建厂,故我国海军对法毫无国防机密可言。及后法国侵略我国,乃于1884年派其远东舰队将「福州造船厂」全面摧毁。北洋舰队则于1895年的甲午海战,遭日本歼灭。三十年洋务自强运动心血,付之流水,影响所及,因丧失民族武装自卫的能力,遭致日本狼子野心入侵半个世纪,中国人所受苦难,说不尽,写不完。 1950年代国防科技大引进成功 这一次的国防科技与工业技术大引进,较1860年代洋务运动时的国防科技引进困难千百倍,因为此时中国与世界的科技差距拉大。同样是从无到有,但1950年时的西方科技已能造出现代飞机、军舰、潜艇、航空母舰、甚至原子弹。因此,这次毛泽东干纲决断,以「一边倒」与「抗美援朝」大外交取得俄人信任。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抓住此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派团络绎于途,前往苏联,竞相争取援助。如前文所提,毛泽东并亲自向赫鲁雪夫开口,称中国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对在华的苏联专家,生活上悉心照顾,从而使苏联愿意在一定层次内的技术领域提供大规模援助。
这次国防科技引进的重要意义如后:一、筹办「哈军工」,低调机密地为日后国防高科技培育人才。二、国防科技与重工业技术的全面引进建设,规模之大,前所未有。1950年代的十年间,约有一万名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约有2.8万名中国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前往苏联受训〔注62〕。三、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85%,占工农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72.9%〔注63〕,从而建立初步的重工业体系,为自制近代武器装备奠下坚实基础。四、毛泽东以降中央各级领导,不尚奢华,崇尚节俭,为强国而全力支持国防科技的引进,科学家们亦无私奉献,工程人员则努力学习新技术。此一国防科技大引进的国家意识及实现,是清季洋务运动所远远无法比拟的。 如果错过这一次 虽然历史不能回头,但可做事后的合理检验。例如,当时如果中国外交游走于美、苏之间,则因无法获得美、苏其中任何一方的高度信任,故中国不可能从美、苏任何一方获得类似苏联于1950年代及予中国的大援助;如果是「一边倒」的靠向美国,以美国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一则国会众口杂舌地审议难以通过。二则任何高科技的工业技术移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是要付出天价的专利转让费。更何况在美国遏阻中国振兴的国策下,即使中国愿意支付天价的专利费,也是买不到的。例如1980年代中美关系热络,但在1989年以前整整十年的中美政治蜜月期间,中国是连一件主要武器也未买到〔注64〕。故中国当时即使采行「一边倒」偏向美国的政策,也不可能从美国那儿获得类似苏联1950年代的援助。 事实上,不但是「一边倒」,而且是参加韩战,十万将士埋骨异域,战时与苏联建立起的革命情感,方换得史大林信任,愿予中国一定程度内的大力援助,但苏联最后仍于1960年7月弃盟背信的撤离援华专家。换言之,即使是以「一边倒」的政治结盟与「抗美援朝」为苏联顶住东方威胁的代价,所换得的苏联援助,也只有短短十年不到。苏联拒绝援助核武器、核潜艇等尖端国防科技,在某些关键技术也有所保密,欲使中国仿制的是苏联第三线甚至是停产的装备,而非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注65〕。惟但无论如何,获取苏联的援助,使中国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初步的重工业体系与国防科技。总的来说,如果错过这一次的十年机遇,或未努力把握这十年机遇认真学习,则中国的国防科技与重工业,可能将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强国梦 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导人,他的重大决策,无论正面或负面,例如「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抗美援朝」、「发展国防科技」、「发展核武」、「建立重工业」,或灾难性的「三面红旗」与「文化大革命」,晚期的「中美建交」及第三次起用邓小平等决策,都影响甚至决定中国的命运。对1949-1976年间的中国而言,可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
就成也毛泽东而言,当时新兴的中国共产党人,外要抗拒美国对新疆与西藏少数民族的颠覆(1950年代美国曾策动达赖出走并援助西藏叛乱),内要防御蒋介石国军的沿海突击与反攻大陆,且全国文盲众多,经济又是历经五十年战火的摧残,其所处的大环境当远较元明、明清改朝换代艰险。
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勤俭建国,压缩全民奢侈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极密发展国防科技,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国防工业,这在十年前的1950年,是不可想像的。 回顾1950年代国防科技与重工业大引进的这段历史,宜实事求是,以事实结果检验历史。
回首往事,当时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外交政策,可说是那个时代的唯一选择,它为中华民族争取到国防科技与重工业百年未遇的建设机会。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等一代领导的争取引进与规划,钱学森等一代科学家的无私刻苦奉献,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与建设兵团等的万众一心,艰苦学习新技术,争分夺秒地珍惜这十年,才使中国的国防科技与重工业一下子跨越了半个世纪,从而为日后中国的国防科技与重工业体系的建立,奠下坚实基础。那是一代中国人壮烈篇章的强国梦,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与骄傲。
(责任编辑:官网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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